魏枫凌（证券市场周刊记者，《政府预算基础及其解读》第十期媒体公益培训学员）

第一财经公益基金会和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公共财政研究院联合主办了《政府预算基础及其解读》的媒体公益培训。老师同学们从天南海北齐聚上海，花一个星期的时间就财政学的基本原理和中国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情况进行交流。于个人而言，这是一次宝贵的学习经历。于社会公益而言，基于“准确、深刻、全面解读政府预算，媒体责无旁贷”的理念，开财政类全国媒体公益培训之先河并坚持了五年，不仅重要而且必要。

在培训期间，同学们分成几个小组进行课程学习和课间互动，这份学员手记也是经过本小组同学们集体讨论学习心得后，笔者受全组委托撰写的。因此，虽然自己是以宏观经济与金融市场报道为主，关注的领域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同组同学们还分别从事区域经济、能源行业、国际政经、法治、公司与资本市场报道，结合他们各自的工作经验，对这次学习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也有类似感触，认为这次学习给新闻工作拓宽了视野，完善了方法。

在笔者自己平时采访与阅读当中，接触到的从宏观推演到市场的分析框架，绝大多数是在跟踪经济增长和货币政策，部分投研人员会考虑投资者行为。2017年以来随着各种金融监管政策出台以及十九大之后国家从最高层面正式引入了“双支柱”，宏观审慎政策也被越来越频繁地提及。然而，财政政策受到的关注一直相对较少，市场对此的解读也往往浅尝辄止。

实际上，忽视财政政策、特别是政府预算是分析金融市场运行及从事相关新闻报道的一个缺陷。

举一个例子，国家统计局公布2013年一季度GDP同比增速初值为7.7%，相比于当时市场一致预期的8.0%-8.1%水平而言是远逊于预期了，二季度经济增速继续下行。事后看，有经济学家分析认为，尽管中国政府过往有在年末“突击花钱”的现象，但由于2012年前三季度财政支出超出原有预期，导致在预算有限的情况下，四季度财政支出大量紧缩，同时考虑到时滞效应，进而影响了2013年一季度的经济增长。当然，这一解释也只是民间的一种推测，不过到了2013年下半年，经济确实是随着紧缩效应的消退而企稳回升了。然而，在2013年上半年，忽视了财政预算执行因素的金融市场对经济的悲观情绪到达了金融危机后的一个高峰，并且理论上对当时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也有一定的影响。

再举一个例子，我们都知道，中国官方多年来宣誓的宏观政策组合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2016年中国作为G20东道国也对倡导主要经济体灵活运用财政政策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中国自己的财政政策有多积极、还能再多积极，很难进行量化分析。被引用最多的正式指标是赤字率，对于赤字率是否能突破3%的“国际公认标准红线”也产生了很多讨论。但在中国的环境下，赤字率未必能准确反映政府实施财政政策实际能动用的力量，现实中如果仅从赤字率的历年变动来看，恐怕我们也未必都能得出“积极财政政策”的结论。难以准确评估财政政策的积极程度，也对国家实施宏观调控与金融市场运行造成了一定的困扰。

类似长期存在的问题还有很多，但是在日常所能见到的市场研究以及公共舆论当中，对这些问题的讨论不仅不多，而且也缺少能一锤定音的权威回答，是一件遗憾的事情。

单就金融市场相关条线（以及其他条线）的新闻媒体缺少对财政的关注，可能有几个原因。

首先，根据个人有限的观察，周边从事宏观经济与金融市场报道的同行们，很少有财税专业出身的人。笔者自己也不是，相比于专业出身的人来说，在报道相关领域时还是感到有所不足，特别是缺少系统性的思维，因此弥补知识结构的缺陷也是报名参加本次培训的主要初衷。

其次，财政数据在统计上存在一些争议，因此数据使用者很难将不成熟的方法应用于政策或是商业决策。如何完善财政统计不仅需要从理论上研究探索，还需要将相关理论传授给财政数据的使用者和解读者。正如本次培训期间，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杨志勇老师在“政府资产负债表研究”一课当中所讲的，早在金融危机时学者们开始研究探索编制政府资产负债表的主要初衷就是弄清楚积极的财政政策到底有多大的空间。再如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许生老师在“国际税改形势与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财税政策” 一课当中所讲的，对宏观税负的计算存在多个口径且对应了不同的经济学含义，中国如何据此制定财政政策也需要各界讨论和国际比较。

第三，政府的财政信息公开还有待改进。按照上海财经大学进行的“省级政府财政透明度”调查报告，财政信息公开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财政信息的透明度不足限制了专业人士对财政政策效果的评估。实际上，社会民生领域以及时政报道对财政透明度的呼声应当还会比金融领域强烈得多。

第四，商业机构的重视程度不够。目前国内宏观经济与金融市场研究主要由商业机构进行或者是支持，主要目的是服务于商业决策，特别是金融市场投资，部分研究背后多少还带有引导舆论、游说政策的意图。而且，一般来说，金融市场瞬息万变，要的是效率，而从政策传导效率和可观察程度来讲，中央银行调整利率市场当天就会有剧烈反应，商业机构自然就重视；财税部门要是调整一下收支计划市场反应要慢很多，而且在税收法定原则和国库集中收付实践下，足以对市场产生冲击的财税政策调整几乎不可能在短时间内突然发生，商业机构的研究积极性也就不高了。

第五，研究者主观上可能会回避制度建设与政治话题。研究货币与金融话题涉及制度建设毕竟相对少一些，在新闻报道当中，跨部门政策协调就已经被不少人认为是“敏感话题”，当然，现在随着金融监管趋严，制度建设和反思也开始越来越多地被提到。但是对比来看，财政政策和政府的运行关系更加紧密，更何况《预算法》还被称为“小宪法”，进行财政政策的研究也更容易触碰政治话题。用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刘小兵院长在“政府收支原理”一课上的话来说，“财政”研究与教育最终也要落在“政”上。商业机构对此涉猎或许会更谨慎，甚至主动回避，客观上也使得学科在金融市场的应用研究见诸公众舆论不多。

第六，媒体对公众兴趣的追逐。我们在舆论上经常可以看见“货币超发”，而金融市场稍有流动性波动从业者们又往往会动辄大喊“钱荒”。这里且不论观点是否严谨，但就凭借越来越发达的现代传播手段，这两种截然相反的声音都体现出很强的传播生命力，对普通个人读者而言也很有市场。这种传播力和热点持续性或许是由于读者主观上在个人、企业财富变化和这些富有冲击力的用语之间建立了关联。正如南开大学马蔡琛老师在“政府预算收支分类与预算编制”一课上所讲的那样，财政学的朴实用语和枯燥概念限制了其神秘性和作为舆论热点话题的传播力。

中国金融市场和金融服务业目前处在全面双向开放竞争新时期，笔者也听到多位业内人士指出研究能力是境内机构和海外成熟市场机构相比存在的一大短板。2017年年底，美国“特朗普税改”给国内带来了对研究财政政策及国际比较的热潮。除了就事论事，这次关注热点或许也能成为国内金融机构与媒体重新审视分析框架与报道计划安排中的财税短板，并在以后逐渐补上。

以上总结只是笔者学习课程后结合工作的一些体会，欢迎大家交流不同观点。最后再次代表全组同学们，对能幸运地搭上“黄浦十期”末班车对主办方、授课老师和工作人员们再次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