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江南最兼顾柔美与蓬勃的季节，也恰逢浙江敦和慈善基金会成立三周年，正如《荀子·天论》所言：“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叁。“中国最会投资理财的基金会”也借此机会敞开怀抱，与公益伙伴烹茶言欢，共议公益未来。

浙江敦和慈善基金会(文中简称敦和基金会)在外界看来平静而神秘，几乎没有新闻报道，搜索查询后，能够获取的内容几乎仅限于“浙江敦和慈善基金会由敦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叶先生发起，经浙江省民政厅核准，于2012年5月11日登记成立，资助方向有公益行业支持、中华文化传承。

而这平静与神秘，被不期而来的三月春风吹动，公益圈恍然回眸，原来敦和基金会已经相伴一段旅程。以社会回报为着眼点进行资助，将金融思维与工具应用于社会问题的发现与解决，这是怎样的一家基金会?他们带着什么样的最初发愿而来?带着对这个“Dreamboat梦中人”的种种好奇，共益巷拨通了敦和基金会秘书长刘洲鸿的电话……

定位：基金会的基金会

关键词：追求资金使用效率与整体社会回报相结合

2015年3月30日左右，一篇关于敦和基金会2015年资助预算的文章在公益人的微信圈疯转，大家都有种天空马上就要下人民币的感觉。

不过，敦和基金会秘书长刘洲鸿对此的回应很平和：我们希望向大家传递的是《捐赠不是慈善的全部》。

“2015年，我们确实有这个规模(1亿元人民币)的预算，大致的分配是：一半左右用于公益及公益行业支持，这其中也包括种子基金计划、公益优才计划等我们与伙伴合作的项目;1/4左右用于中华优秀文化传承，这是我们将持续关注，大力投入的领域;1/4左右作为机动资金，针对创新性和不可预测性满足社会未来与现实需要，比如某些极具前瞻性、发展性的项目，某些突发事件或重大灾难;1/10按照基金会的管理规范作为工作经费、运营管理支出。”刘洲鸿说。

敦和基金会简单的回应，并没有满足大家的好奇，于是人们纷纷开始寻找敦和基金会的信息——少之又少。刘洲鸿解释：“没有官网主要是因为敦和基金会前几年的规模比较小，去年上半年只有3位全职同事，截止到目前，杭州、北京两个办公室也不过10位;其次，敦和基金会是资助型基金会，需要披露的内容相对有限，但我们一定保证基本信息的公开透明，官网、微博、微信，正在逐步完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敦和基金会更看重的是和伙伴们一起做了什么，而非我们自己。如果细心的关注公益行业的发展与公益伙伴的实践，就不难发现敦和基金会的身影。还有就是，我们也希望能坚持自己的处世哲学。”

在仅有的少量信息披露中我们看到，2013，第一个完整走过的年份，敦和基金会资助项目31个，资助总额936.87万元。而2014年，其资助总额已达9447万。

“敦和基金会从成立之初就有明确的定位——做资助型基金会，”刘洲鸿说，“但我们希望成为的资助型基金会似乎有没有特别相似的样板来学习，所以仍旧处于初步探索阶段。我们对不同的项目、不同的领域不进行过度的限制，增进了解与学习。运用社会价值投资的策略。主动接触，从项目设计带来的社会收益出发，追求资金使用效率与整体社会回报相结合，做基金会的基金会。”

保值增值：支持伙伴的另一种方式

关键词：资本运营智慧背后是着眼全局发展的信念

创始团队的持续注资和不菲的资产管理收益，保证着敦和基金会资助总额的持续攀升，这家被业内称为“最会赚钱的基金会”，又是怎样看待这个提法呢?

“敦和基金会确实具备一定的金融市场、资产管理优势，但‘最会赚钱的基金会’我们实不敢当，也并非我们所求。公益伙伴募集社会捐赠，将其用于社会问题的解决，这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再分配，但由于公益行业普遍的募款能力有限，金融能力不足，专业服务成本相对过高，加之制度管控，使这一过程中广泛存在着资本使用效率不高的现象。我们更愿意看到的是公益伙伴关注募款融资的同时，可以运用金融思维与方法，提升资本利用能力，取财有道，以财生财，不过分依赖募款，也不过分追逐金融回报，逐步形成健康合理的资本结构，更好的为社会服务。“

不过但凡是炒过股或做过投资理财的人都知道，高收入就意味着高风险，而公益机构能够用来做投资的钱，也多是募集的善款，如果投资赚钱还好说，如果赔了，怎么对广大募款人交代呢?

“这确实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也是所以会有上述资本利用低效现状的根本原因之一。所以需要一个相对完善的整体运作系统与机制，需要专业的金融服务供应商，针对公益行业需求设计的产品组合，还需要成熟的第三方监管，社会舆论和公众认知的理性程度也是不可或缺的。敦和基金会在这一点上的做法是，为伙伴分担投资风险。今年敦和公司也发行了敦和慈善事业发展基金，希望尝试为公益行业提供此类支持。”

资助计划：助力公益整体发展

关键词：把资助的灵魂融入具体项目设计

既然敦和基金会有能力、有意愿资助公益机构，2015年，敦和基金会究竟能给公益圈带来什么?刘洲鸿就此问题做了非常详细地解释，管中窥豹，我们也能发现敦和基金会在资助理念上的独特新颖之处。

1.公益优才计划

从2014年开始，敦和基金会实施了“公益优才计划”，关注解决公益机构专业人才缺乏的问题。入选公益优才计划的机构，敦和基金会提供10万的聘请专业人才的费用，连续支持2-3年，以此节约公益机构的运营成本，让他们能够引入专业人才，发展得更好。

“比如雷励青年发展中心，他们集中精力做项目，但筹款能力长期难以得到提升。今年他们成为了敦和基金会公益优才计划的服务对象，获得了10万元的资助款，成功招募了筹款专职同事，很快便带来了40万的新增募款。”刘洲鸿说。

2.种子基金计划

在公益圈有个很常见的现象，有些公益机构项目做得很好，筹款能力也很棒，但是项目发展的资金很难筹到，甚至人员工资都发不出来。针对这种现象，敦和基金会实行“种子基金计划”。以300万作为投资理财的不动本基金，8%的投资回报目标，每年为公益伙伴获取24万的投资收益作为机构运作的经费，解决公益机构的生存和发展问题。

2014年，北京春苗儿童救助基金、北京尚善公益基金会等9家公益机构就得到了这个资助，成效很大。今年敦和基金会也打算做10家左右，“但是我们也在思考要求有配比，敦和基金会与公益机构各出一定比例，成立种子基金。”刘洲鸿说，“敦和基金会坚持助人自助，公益慈善该以促进其自身持续健康发展为前提。我们乐见我们的资助成为伙伴进步的火种，但前途是由他们自己勇于探索，不断创新，自我挑战来创造的。”

3.社区资助计划

社区作为社会基层的网络单元，一直是敦和基金会关注之一。刘洲鸿说：“我们发现社区组织有一个倾向，来自政府和企业的募款比例相对较高，来自公众和社区成员的非常有限，这有一种可能，就是提供社区服务的公益伙伴与公众和社区居民的互动有限。我们希望鼓励伙伴资金来源的多元化，就初步设计了关注资金来源配比的‘社区资助计划’。”

他解释道，“社区资助计划”的设计理念很重要，一是鼓励募款结构的多元化，降低对任何一类资金来源的依赖;二是希望社区组织能真正地扎根社区，更多的吸引公众参与。

所以，这个计划首先在浙江进行实践探索，根据公益机构筹款需求来匹配的一个比例，比如来自于政府的资金5%-10%，基金会和企业的配比是10%-20%，来自普通民众的配比是20%-30%，通过这样的配比鼓励公益机构资金来源多样化，动用更多的社会资源参与到社区组织的发展上来，对机构发展更加有力。

4.国学传承计划

探索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承与弘扬，无论从整个中国公益行业还是敦和基金会来讲，都是承担社会责任的一项新考验。

刘洲鸿表示：“广泛的公益都是面对显而易见的社会现象与问题，比如救灾、环保、教育、扶贫等领域，我们则从自己的社会责任出发，更多专注文化传承、社会祥和这一命题。从长远来看，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物质丰富到一定程度，不应该只关注社会问题的表显。道德，人文、精神、信念这些看起来虚无飘渺的内容，是我们人所以为之人，也是我们人类社会所以形成今日文明的根本动力。而中华优秀文化不只是我们这个民族，也是人类共同智慧的结晶，只是我们现在对它的认知相对有限，理解尚待丰富。可以想见，敦和基金会在这个领域的努力可能短期不会有太大成效，但从长远来看，我们愿意为分享智慧，提升社会整体幸福感竭尽全力。”

“优秀文化资助计划目前仍在探索当中，现阶段主要有三个方向：第一是文本解读，有大量的文化智慧经典，随着时间的推移形成了很多的解读版本，而这些版本注定受到解读者和历史时代局限性的制约;其次是多元对话，中华优秀文化蕴含着抽象智慧的同时也包含了先贤的科学理念与方法论，比如，《易》本身是古人的数学和逻辑学，而我们局限的认为它是用来占卜的;第三是实用传承，探寻中华优秀文化，根据当今的社会认知与语言特征进行有效的传播，使之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发挥实用价值。“

资助本身代表一种价值的认同，什么样的项目和机构能够得到敦和基金会的青睐呢?

刘洲鸿向我们解释道：“首先没有一个固定的评选标准，每个计划的评选标准不一样，不能一概而论。你说的很对，敦和基金会不做实操，是通过伙伴参与到实际的社会问题解决，这就需要我们在价值判断上有一定的相似程度。行动上，用理性积极的态度，配合感性的人文关怀，在设计中具备可持续和全局观，在执行中有的放矢，追求资金使用效率与整体社会回报相结合的效果。而公信力、专业能力、透明度是基本前提。我们现阶段以对非营利的机构的资助为主，但也在探索与其他类型的伙伴合作，社会企业、科研机构、文化机构等等，可能采取的方式也会通过创新逐步丰富起来。上述提到的具体每一类计划针对的对象有所不同，比如公益优才计划，针对成立时间不长、对于社会问题分析的比较清楚、有自己可行性很高的业务模型、专业能力也很优秀的公益机构;公益种子基金，主要针对很优秀的基金会，他们能做项目、也有经验、公众筹款能力强，但是很难筹来基金会的运营费等。“

未来：第三部门任重道远

关键词：政策期待、公益专业化、公益职业化

2008年汶川地震被视为中国的“公益元年”，民间慈善组织雨后春笋般生长起来;2014年则被认为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元年”，现代科技也悄然改变着公益形态。

民营企业、民间资本开始积极参与第三部门实践、参与社会问题解决、表达自己的看法，“这个当然是好事情，因为第三部门都还很弱小，需求非常多，还没有说是资源过剩的情况，还需要更多的企业家和个人投身公益。资本、商业的参与能够带来的不只是资源，更重要的是经济与产业思维，规则与信誉的坚持，相对科学的决策、管理与质控过程，这些思路与经验是通过价值引导表现的，对公益的新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行业的发展与成熟。另外，也能影响到更多年轻人来做公益创业。”刘洲鸿说。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的是，现在第三部门发声的能力还很弱，目前注册的公益机构有50多万，看似有很多人参与到其中，但是从事公益的人口占中国人口也就是0.2%，对比一般发达国家的8%-10%，可见差距还很大，而且与我们的社会需求比，还差得很远。

对于未来第三部门想更多地发声，刘洲鸿也提出了一些建议。

首先，可以有更多的公益机构进行政策倡导，比如呼吁政府开放登记注册、加大扶持的力度。“未来政策方面我期待开放注册，让更多有意愿从事公益的人都有注册公益机构的权力，不要把公益的门槛定的太高;加大政策优惠力度，比如特别实际的税收问题;公募权对优质机构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和舞台起到一定的保障作用;还有对基金会资产保值增值的监管，基金会需要有更独立的资产结构，以保证其公益属性。”刘洲鸿还表示，“如果公益信托得以发展，就可以满足不具备成立基金会资质的机构与个人，根据自身需求通过第三方公益信托平台成为公益资助的委托方，进而根据具体执行情况自主选择受益方或受托方，可以鼓励和保护公众的捐赠热情。”

其次，公益机构需要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慢慢培养一个公益人才生态。公益和所有专业领域一样，也需要职业化，通过市场的手段吸引优秀人才，选用育留，才能更好地服务社会;

再次，在中国大陆，捐款60%-70%来自于企业，民众捐款其实只是很少一部分，而西方发达国家捐款的60%-70%恰恰来自于民众。这有我们公益发展阶段的原因，也有捐赠信心、捐赠热情有待提升与保护的原因。因此改善公益环境，提升公众的公益信心，吸引公众参与，促进公众对公益职业的理解也都是未来努力的方向。

刘洲鸿最后表示，展望未来3到5年，整体还不太明朗，“判断的时间还是有点短，我自己保持谨慎乐观的态度，资金会越来越多，但人才培养会比较慢，而且不能单纯依赖资金投入。但不论如何敦和基金会将与志同道合的公益伙伴，携手并肩，共谱未来。”（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鄢佩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