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捐助指数”如何出炉

“世界捐助指数”由英国慈善救助基金会(Charities Aid Foundation)发布，数据来源是著名调查公司盖洛普，指数的最新版本覆盖了135个国家，是对超过13万人进行调查得出的。调查样本基本涵盖了各国各行各业的人口，即使在安全状况较差、人口稀少、交通不便的地区，该调查也选取了样本人口，以保证调查的可信度。

“世界捐助指数”有三个单项指标，分别考察：1、过去一个月是否帮助过陌生人；2、在过去一个月是否捐过钱；3、过去一个月是否做过义工。然后计算出一国被调查者中有过这几种行为的比例，即为一个单项的得分。

指数的创立者认为，“帮助陌生人”、“捐钱”、“做义工”是衡量一国国民救助他人和进行慈善活动水平的三个维度。强调“过去一个月”则是为了保证这些活动不是偶尔发生，而是常态化的行为。可以认为，由盖洛普负责的这项调查，是可信并值得认真对待的。

在去年11月发布的“世界捐助指数”最新版本中，我国排名128位，位列倒数第8，做过“帮助陌生人”、“捐钱”、“做义工”这三项行为的人数比例分别为36%，13%和6%。而美国则排名高居第一，三项指标比例分别高达79%、68%和44%。

一些特别状况会拉高排名，但排名低则不易找到借口

美国在世界捐助指数上排名第一，不禁会让人认为这个指数的排行与国家发展水平有关。的确，多数西方发达国家在榜上都位居前列，但也有相当多的发展中国家表现不俗。

例如，缅甸在此次排名中与美国并列第一，这也许会出乎很多人意料。但这其实也不难理解，因为缅甸是著名的佛国，向僧人或寺庙捐赠是缅甸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有高达91%的缅甸人在最近的一个月内捐过钱。除了缅甸之外，许多宗教文化兴盛的国家都在这个指数中排名前列。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排名靠前，也与宗教传统影响下的发达慈善文化有关。

还有一些特别状况能够拉高一国在世界捐助指数上的排名，如2013年马来西亚的捐助指数比过去提升了26个百分点，排名也从第71位升到第7位。英国慈善基金会认为，这很可能是因为马来西亚在菲律宾遭受台风海燕袭击时对其进行了大量的人道主义援助。

又比如，2013年时伊拉克在“帮助陌生人”这一指标上得分大幅提高，达到75%。指标发布者认为，这可能是由于伊拉克国内不断恶化的安全状况所致。

还有一些国民性的因素，对指数有较大影响。如同为发达国家，日本的排名只有90，主要就是被“帮助陌生人”这一项拖了后腿，单项得分只有26%，比中国还低。一般认为这与日本人内敛的国民性格有关系。

但这些负面因素不应该成为捐助指数排名低的借口，因为低就是低，说明国民在帮助他人上积极性不足。中国在这个排名上位列倒数第八，有必要好好反思。

中国在这个指数上的排名，也的确是国内状况的真实反映

中国人“不愿帮助陌生人”，自有来由

2013年人民网强国论坛一项针对全国民众的调查显示，笼统表示愿意帮助“除陌生人外，自己力所能及范围内能够帮助的人”的受访者占64.1%，愿意帮助“遇到困难的亲人”“媒体报道的弱势群体”和“遇到困难的同事或朋友”的比例在55.2%~61.0%之间，仅28.5%的受访者愿意帮助“路边遇到的陌生人”。28.5%这个比例甚至比英国慈善救助基金会报告显示的比例还要低。

中国人不怎么愿帮助陌生人，与日本人的内敛文化没有多少相似之出，倒不如说，受到了一些深入骨髓的“中国传统文化”影响。这里说的“传统文化”，不是“论语”“孟子”，而是更深入人心的如蒙学作品《增广贤文》中的大实话：“知人知面不知心”、“防人之心不可无”，“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守口如瓶，防意如城”，“山中有直树，世上无直人”，“人情似纸张张薄”……

而近年来，随着一系列“扶老人被讹”事件的发生，这种不愿帮助陌生人的心态自然就更难扭转。

中国人“不愿进行慈善捐赠”，官营慈善的诸多腐败当为主因
相比起直接与陌生人打交道，捐赠行为不需要太多防备，理论上不存在什么文化方面的障碍。事实上最近十几二十几年，随着国民收入增加，中国人在慈善捐赠方面增长得很快。但2011年，我国接收捐赠总额约845亿元，较2010年大幅下降18.1%，2012年下降为817亿元。原因也是众所周知，“郭美美炫富”、“红十字会万元餐”等一系列事件大大影响了官营慈善的公信力。而私营慈善又还未充分建立起来。这自然使得整体上，中国人依然“不愿进行慈善捐赠”。

中国在世界捐助指数中排名落后，更是突出反映在“做义工”方面的空白

在英国慈善报告的统计中，中国表现最差的一项是：我国仅有6%的人在最近一个月参加过义工工作。

这可以得到国内数据的验证。义工也可以理解为志愿者，我国的志愿者数以千万计，但根据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奥运研究中心的抽样调查，42.2%的志愿者一年中参加志愿服务活动的时间在5天以内，偶一为之者占40.2%，仅有9.8%的受访者表示参与志愿服务的时间比较规律。相比之下，美国2010年的志愿者就已达约6280万人，占美国总人口的26.3%。而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显示，美国16岁以上男性志愿者年服务时数平均达到52小时，女性志愿者的年服务时数为50小时，且历年人均志愿服务时间都具有相当的稳定性，服务时间共计81亿小时。

事实上，“青年志愿者”之所以徒有其名，与国内中学、大学阶段校方组织的“青年志愿者”往往只是走过场有很大的关系。导致很多人在出来社会后往往比较排斥这个概念，而我国虽然有义工组织，但不够发达，倒不如多学习港台地区“义工”“社工”组织，让人们主动去服务社区、自愿组织起来去服务有需要的人。

排名倒数再次证明我国慈善需要激励政策

面对我国如此落后的慈善状况，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前所长资中筠曾表示，制定一部专门用于民间公益捐赠的切实可行的法律已是当务之急，使政府、捐赠者与接受者各方的权利义务都有明确的规定和保障。

个人捐赠税收减免政策需落实

根据中国公益研究院统计，截至2014年4月30日，我国大陆31个省（市、自治区）中，除了西藏自治区，其他30个省份均实现社会组织直接登记的试点或全面开展。其中，三分之二的省份全面实施社会组织登记，剩下的三分之一的省份试点开展社会组织直接登记。随着民间公益组织的崛起和慈善组织财务的透明，人们对于慈善组织的信任会逐渐恢复。

尤其在个人捐赠减免上要加强立法，简化程序。虽然我国有捐赠免税的规定，但由于宣传不到位，很多人并不知道，由于法律不完备，各地对公益组织免税资格认定也不统一，同时一些NGO无资格开免税发票，小额捐赠不好要发票等问题让很多普通的捐赠者根本无法享受到免税的权利，这样的免税机制自然无法激励大家踊跃捐赠。

而美国有关慈善的规定和条款散见于宪法、税法、公司法、雇佣法等联邦和州的法律法规中，这些政策最重要的是税收减免。在美国, 免税机制人人皆知，个人或公司向慈善组织捐款捐物, 都抵消一部分收入所得税，自己填表把相应的减免税收填进去就可以了，流程非常简单，这使得美国人的捐赠积极性非常高。据统计，现金捐赠可以让美国人抵掉总收入中要交纳的接近50%的税收。

在“做义工”、志愿服务上的奖励机制需落实

我国的志愿服务目前面临的问题很多，但由于缺乏奖励机制和足够的资金使得我国的志愿者服务一直难以深入展开。近年来，关于志愿者流失的报道屡见不鲜，以河南为例，河南共青团在2009年国际志愿者日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河南省从事志愿服务时间不够一般的达到75%，某些地区志愿者的流失率更是高达40%。之所以志愿者“留不住”，与基本保障有困难，权益无法保障等有很大关系。

相比之下，美国对志愿者有着完善的激励和保障措施。早在1993 年，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就签署了有关支持青少年做义工“全国与社区服务法案”，鼓励青年学生进入社会提供义工服务。法案中明确规定，对于做满1400个小时的青年义工，美国政府将每年奖励4725美元的奖学金，而且这笔钱既可以用来抵做大学学费，也可以做职业训练用或者偿还大学贷款之用。2009年，由于美国经济危机的影响，申请参加社区服务的人数大大超过社区服务的职位。因此，奥巴马总统签署一项法律，规定增加拨款五十七亿美元，用于资助更多的社区服务。

美国中学生报考大学时，义工活动情况也是大学考察的重要内容之一。在美国，义工人员利用自己的特长为别人服务一天，国家会把这一天记录在案，有了这个记录，义工就有权享受有其它特长的义工给你提供的服务。做义工的天数达到一定程度，就可享受到国家规定的某种奖励( 如长假等) ，年轻时多做义工, 可换回老时别人为你的相应服务。在这种激励机制下, 美国人愿意做义工也就不难理解了。

结语数日前，前新华社记者承认“美国西点军校学雷锋”只是误信了愚人节笑话，这当然只能是笑话，因为在捐助他人方面，美国人才是世界第一。倒是在世界捐助指数中排名不佳的中国人，该学学美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