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发展迅速，在帮扶困难群众、缓和社会矛盾和解决社会问题等方面做出了一定贡献，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虽然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发展面临着诸多挑战，但其未来发展依然可期。

第一，公益慈善的法治建设和制度建设将渐成体系。

《慈善法》的颁布实施，以及有关公益慈善事业和公益慈善组织相关的顶层制度设计逐步走向党政和公众视野。近年来随着我国公益慈善的发展，各级党政部门在努力推动法律政策的调整和相关体制改革，虽然未来面临重重阻力，但支撑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新制度环境将逐步建立起来。一是基于《慈善法》的延展性制度设计将逐步完善，慈善组织认定、公益捐赠、税收优惠、志愿服务等相关制度安排已经完成或将陆续推出;二是根据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加快社会组织立法，规范和引导各类社会组织健康发展”的要求，推动社会组织法的立法进程;三是通过政策制度的不断完善，充分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引导和推动建立积极包容的公益慈善文化，这也关乎我国公益慈善事业的未来。

第二，政社企跨界协作日益频繁和加深。

笔者曾专门撰文提出，社会治理已经开始步入多元协作时代。不同的组织形态、部门和技术之间需要日益紧密的协作，这就使得政社企多元协作成为一种趋势。这种趋势主要表现为：通过政府转移职能和购买服务，不同政府部门和公益组织之间的跨界合作会越来越多、越来越深;通过企业社会责任的践行，企业和公益组织的跨界互动也将越来越多元。创新越来越多地表现为跨界与融合。

移动互联网和新媒体时代的涌现，不仅超越既有的三大组织形态也超越所有的组织，基于更广泛的公众参与推动社会价值的实现。跨界合作在三大部门间将不断升华出新现代公益慈善的共治场域和共享价值，一方面能有效应对各种复杂性、突发性和个性化的社会问题和治理难题，另一方面能够激发各种形式的社会创新，或将产生新的组织相态或促使原有三大组织形态的升级转型。

第三，公益慈善组织将进入快速增长时期。

我国社会组织一直处于递增状态，且最近三年来的增速有所增强。根据民政部《2016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16年底，全国共有社会组织70.2万个，比上年增长6.0%。其中，单就民办社工机构来说，真正意义上的民办社工服务机构在2006年还是屈指可数的，但截至2016年底，这一数据已经猛增为近6000家，增速惊人。

首部《慈善法》的颁布实施将逐步催生大量慈善组织，并促使符合条件的社会组织升级为慈善组织，慈善信托也将大大推动企业在更大范围和深度上参与慈善事业的发展进步。公益慈善的法治建设和制度建设为公益慈善事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条件。而这也将促使各级政府及其相关部门更加从意识和行动的双层面推动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进步。

同时，各个政府部门下属的各类社会福利事业单位也有较大的存量，而且依然有一定数量的增加。但是，传统社会福利事业单位依然处在职业化和专业化十分低下的管理和服务水平，其现代化转型需要公益慈善专业人才的支持和参与。

第四，公益慈善专业教育将获新突破。

当前公益慈善相关的专业教育和人才培养与国家战略、行业发展和社会需求满足都有巨大差距，这就需要大力推动公益慈善学科建设和专业教育，培养一批又一批公益慈善专业人才，并在破解社会问题和构建现代社会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当前，教育部和民政部已开始逐步推动公益慈善专业教育的开设与发展，这将促使公益慈善专业教育进入新的时代。

同时，我们也应有较为清晰的学科建设和专业教育发展规划，其中不同梯队人才的培养是重点之一。当前的公益慈善事业需要不同层次的专业毕业生从事侧重点不同的工作，包括专科、本科和研究生。其中硕士研究生以及博士研究生的培养可以借鉴已有相关经验，如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本科层面可参考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的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公益慈善管理方向)，专科层面可参考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的公益慈善事业管理专业(新设专业)。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公益慈善是一个强调实践性的专业，需要大量的实践训练和公益情怀培育，亟需培养一批能够满足行业发展需要、具备良好职业素养和专业能力的行业人才，以回应国家战略、行业发展和未来趋势的多重需求，增强公益慈善从业者的专业化和职业化水平。

第五，社会组织与社会工作的交融将逐步深化。

从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的渊源来看，它们已有不少交集，比如社会工作发展早期的慈善组织会社、它们各自与宗教的紧密关联等。社会组织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提供了较为重要的就业场所和用武之地，民办社工服务机构也是近年来增速最快的社会组织类型之一。而社会工作专业人才进入社会组织不仅有助于相对缓解社会组织专业人才短缺的问题，而且有助于社会组织和公益慈善事业的专业化和职业化。

社会组织是一种组织形态，社会工作是一种专业方法，两者的有序有效结合，不仅是国际先发地区的基本经验，而且对于我国社会服务专业化和社会治理创新都有着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