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猛犸象、渡渡鸟、恐鸟早已在地球上消失。之后，斯泰勒海牛自1768年后灭绝，塔斯马尼亚虎自1936年后灭绝……

近年来，日本水獭（2012年，括号内为灭绝时间，下同）、金蟾蜍(1989年)、Po'ouli鸟(2004年)、马德拉大白凤蝶(2007年)、提可巴鳉(1982年)、比利牛斯山羊(2000年)、西非黑犀牛(2006年)、爪哇虎(1979年)、斯皮克斯金刚鹦鹉(2004年)、毛里求斯蚺蛇(1975年)、荷兰阿尔康蓝蝶(1979年)，也纷纷灭绝。

绝大多数的野生动物，还没能与人类谋面便在地球上消失。

“仅仅在40年的时间里，全球野生动物的数量就减少一半以上。”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全球总干事马可•兰博蒂尼(Marco Lambertini)说。

WWF最新发布《地球生命力报告2014》（下称《报告》）。马可•兰博蒂尼表示，人类必须选择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可持续的生活方式以及做出更多努力，才能避免更多野生动物的消失。

野生动物面临严重威胁
《地球生命力报告》是WWF每两年发布一次的旗舰出版物，本期为第十版。报告利用地球生命力指数这一工具追踪了1970至2010年间超过10000种脊椎动物种群规模的变化趋势, 报告中的生态足迹衡量工具由全球足迹网络（global footprint network）提供。

《报告》显示，自1970年起，地球生命力指数中的鱼类、鸟类、哺乳动物、两栖动物和爬行动物的数量减少了52%；其中淡水物种数量平均下降了76%，平均下降量是陆生物种和海洋物种的二倍。地球上物种的下降趋势比之以往更为严峻。

“世界生物多样性的状况出现了未曾有过的恶化。”《报告》介绍，目前，地球上哺乳动物、鸟类、爬行动物、两栖动物以及鱼类的总量已经平均不足40年前的一半。这一下降远远大于之前的报告。

“其主要原因是本期报告中改进了研究方法，在表描述生物多样性的同时更加具有代表性地加入了地理区域扩展的因素。”《报告》称。

科学家们调查发现，野生动物数量减少现象出现在全球范围内，而热带地区的降幅最大。其中数据表明，拉丁美洲有着最为明显的下降——降幅高达83%。

由栖息地的丧失和退化综合产生的效应是野生动物物种种群现在面临的最大威胁。对狩猎以及捕鱼业的开发是一项全球性的主要威胁，其中包括有目的性的行为，如为了获取食物或以此为运动，还包括了无意性的行为，如无意猎杀。

调查发现，气候变化是野生动物面临的第二大主要威胁，而且可能会对将来的种群数量产生更大的压力。淡水物种是受到打击最大的，相关数据中显示其平均下降76%；海洋物种在1970年至2010年间减少了39%；同一时期，陆生物种也减少了39%。

《报告》发表前一个月，联合国一项研究报告表明，气候变化可能会影响地球的每一个部分。

《报告》称，生物多样性锐减以及不可持续的生态足迹威胁着自然系统和人类生活。

谁的生态足迹最大?
在生物多样性下降的同时，人口和人均消费的增长正驱动着全球生态足迹的增加。人类对地球资源的需求已经超过了自然可再生能力的50%——需要1.5个地球才能承载目前人类的生态足迹。

《报告》称，现在看来，这种“生态超载”貌似是可以被承受的。我们可以过度的砍伐，哪怕已经超过了森林再度生长的速度；我们可以过度捕鱼，哪怕已经超过了海洋可以再度补充的能力，我们可以向大气中释放过多的碳，哪怕已经超过了森林和海洋的吸收能力。

但当人们的总需求已经不再和自然可以更新的能力相吻合时，其后果则是资源储量不断减少，排放的废物积累速度超过其可被吸收和循环的速度，好比空气中不断上涨的碳浓度。生态危机和人类的生存危机就会到来。

科学家们发现，不同国家之间，特别是不同经济水平和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之间，其生态足迹也有着明显的差别。高收入国家的人均生态足迹平均是低收入国家的五倍。人均生态足迹最高的十个国家分别是：科威特、卡塔尔、阿联酋、丹麦、比利时、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新加坡、美国、巴林岛和瑞典。

低收入国家的生态足迹最小，然而其生态系统却遭受了最大的损害。大多数的高收入国家的足迹已经持续五十多年超过地球再生能力的总量了。相比之下，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国家人均生态足迹上涨幅度相对较小。

调查发现，近年来，低收入国家中出现了严重的生物多样性锐减（降幅达58%），中等收入国家也表现出下降趋势（降幅达18%），相反的，高收入国家的生物多样性却出现了上升趋势（上升幅度达10%）。值得注意的是，高收入国家很有可能通过资源进口的方式将生物多样性丧失带来的损失和它的不良影响转嫁给了收入相对较低的国家。

中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尽管人均生态足迹低于全球平均水平，但由于人口基数大，中国以30亿全球公顷的生态足迹总量位居全球第一。

“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中国对自然资源的需求持续上升。中国的资源生产效率的提高已经赶不上人均消费增长的速度，生态赤字逐渐扩大。”WWF中国总干事卢思骋说。

他认为，改变当前高生态足迹的经济发展模式应成为全球要务。

生态足迹的增长可控
如今，全球有近10亿人正忍受饥饿，7.68亿人缺乏安全、洁净的水供应，14亿人无法获得可靠的电力供应。科学家们预计，到2050年，地球的人口或超过95亿，届时为每个人提供他们生存所需要的食物、水和能源将更加紧缺。

《报告》称，虽说世界上最贫穷的人口是最易受到伤害的弱势群体，但食物、水和能源安全这些相互关联的问题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这种相互依赖性意味着，我们为保障其中一方的安全性所付出的努力会轻易动摇另一方——例如，为提高农业生产率做出的尝试，可能会导致对水和能源的需求增大，并影响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保护自然和有节制的使用自然资源，是实现人类发展和幸福安康，以及构建具有恢复能力的健康社区的前提。

“生物多样性的持续下降和生态超载的持续恶化，都是我们在没有充分考虑到自然世界需要的前提下便做出决策的恶果。”《报告》称，目前没有国家可以同时达到高水平的发展和全面可持续的生态足迹标准，但是有一些国家正在向积极的方向改进。一些国家在提高人类发展水平的同时也相对控制了生态足迹的增长。

《报告》列举的事实包括：

在智利，自然资源保护者正在与包括本土社区、渔业和水产养殖业、政府和金融与零售部门在内的合作伙伴密切合作，保护世界上最重要的海洋生态系统之一；在卢旺达/乌干达，一项生态旅游计划已为当地社区带来了巨大惠益，并帮助增加了极危物种山地大猩猩的数量；在伯利兹，一项新的海岸管理计划的制定过程中考虑到了自然生态系统（如珊瑚礁和红树林）对旅游、渔业和海岸保护的巨大价值；在南非，智慧化的土地使用计划帮助恢复了一处重要湿地，使得商业用途的树木种植园和世界遗产地可以在此共同繁荣；在澳大利亚：更为高效的糖作物种植实践有助于通过减轻化学品和土壤流失的影响来保护大堡礁。

在亚洲，城市正通过各种积极的革新来实现降低碳排放、整合可再生能源和促进可持续消；在非洲，政府正同企业并肩协作，保护自然区域。在全球其他地区，还有转换市场机制、控制污染等其他案例。

在中国上海，政府鼓励屋顶太阳能装置在家庭和商业楼宇的应用。同时，上海政府推出举措鼓励都市农业发展的政策，这将有助于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增加当地就业机会。在四川和陕西的大熊猫自然保护区周围，WWF与保护区积极合作推广周边农村社区节柴灶项目，大幅提高灶具燃烧效率，减少碳排放并促进保护区森林植被的恢复。

《报告》称，这些案例证明，只要采取合理的措施，就可以实现降低生态足迹和减缓生态多样性降低的趋势的目标。如果更多的公众、企业和政府相关部门能够做出转变，一个生机勃勃的地球必将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