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想给自己贴任何标签，也不在乎别人说我是企业家还是慈善家。我只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这件事现在来看就是从事脑科学领域的研究，揭示人类最本质的奥秘。为此，我愿意捐光我所有的钱，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快乐和成就感。”

 

坐在新加坡市中心附近的一栋由殖民时期建筑改造的二层办公楼里，陈天桥向第一财经记者详细讲述了去年对加州理工大学1.15亿美元的捐赠始末，他还首次透露了自己对大脑研究的长期投资计划。

 

捐助力所不能及的领域

 

谈话是以特斯拉创始人埃隆·马斯克最新投资的脑科学初创公司Neuralink开始的。尽管关于Neuralink对外公布的信息还非常有限，但是根据商标注册信息来看，这家公司的目标是为神经方面的疾病诊断和治疗研发植入性的设备。马斯克更为宏大的目标则是他在推特中一直宣称的“神经织网”(Neural lace)科幻概念，也就是一个编织到人脑中的机器界面，又称“脑机接口”(BMI)。

 

陈天桥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我很尊敬马斯克的勇气，但是有时候勇气要和合适的时间点相结合，他(马斯克)现在说要把芯片直接植入大脑，先不说伦理、不说FDA(美国食药监局)能不能批准或者人们愿不愿意接受，就算是从技术层面来看，目前也是不可能实现的。”

 

一些神经科学家也认为马斯克所宣称的“人脑植入技术未来5年内将有根本性的突破”有些过于乐观了。MIT的PolinaAnikeeva教授和她的团队在今年初发表的《自然评论：材料》杂志中指出：“尽管摩尔定律和微型电子技术能让设备做到足够小，并且能够植入人脑，但是仍然存在巨大的挑战。”

 

一方面是因为大脑的复杂性，人们在对大脑细胞的组织仍然缺乏了解的情况下，很难设计出人脑和电脑整合的界面;另一方面，即使技术上能够实现，但是在大脑中植入异物不可避免的就是开颅手术。虽然脑神经不会感到疼痛，但是开颅和之后的缝愈将会留下疤痕，而且手术也不可避免地会带来风险。

 

马斯克并不是第一个想出在人脑中植入芯片的人，即便如此，陈天桥认为，这种“侵入式”(invasive)的解决方案现在看来也已经不是最具创新的了。

 

他表示，现在已经有多种无需开颅就能作用于神经细胞的方法。在迈阿密的佛罗里达国际大学，SakhratKhizroev博士领导的团队已经能够用一种微型的磁电粒子和人体神经细胞产生的电场相互作用。团队将几百亿个这样的微型粒子一次性注入老鼠尾巴上的静脉血管中，并利用电磁将这些粒子导入老鼠的大脑。

另一种方法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教授Jose Carmena和他的团队研究的。他们发明了一种米粒一样大小的设备，能把超声波能力转化成电流，从而刺激神经和肌肉细胞。超声可以穿越人体而无需导入电线。

 

以上两种方法都比在大脑皮层接入芯片这种侵入性的人脑植入手段要更加温和。但陈天桥认为，不管哪种方法，现在都面临着另一个大问题，就是人们无法理解大脑“解码”信息的运作机制。

 

也正因此，激发了他想了解人脑运作的机理。“我希望我们要有更大的勇气去尝试没有做过的东西。要有勇气和理性，所以我才敢于把钱捐给别人，而且为了证明我的不足，我拿出那么多钱给别人，就是因为我自己的能力没法去做这些事情。”陈天桥对第一财经记者说。

 

“把球传给离门最近的人”

 

正是基于上述想法，才有了去年年底“陈天桥向加州理工大学捐赠1.15亿美元成立脑科学研究院”的头条新闻。陈天桥的巨额投资引起了中国科学界的轰动和热议：有人认为陈天桥为人类科学事业捐赠的行为应该大力提倡;也有人质疑陈天桥不该把钱捐给美国人，因为中国科学事业发展更需要资金。

 

当时包括中科院生命科学研究院神经所研究员仇子龙在内一大批中国年轻的脑神经科学家联名向第一财经记者表达了他们对“陈天桥捐款事件”的看法，提出中国科研领域的私人捐赠体系应该完善。事后，陈天桥团队也主动联系了这些科学家，听取他们的意见，并希望与中国年轻科学家们保持合作沟通。

 

今年三月，陈天桥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参加全国两会时拿出了三份提案，其中提到了“在全国建设几个超大规模的脑科学基础研究基地”以及“建立海外研发基地，在全球范围内招募顶级科研人员”等建议。他还表示，未来每年将在脑科学研究方面投资大约1亿美元。

 

这每年1亿美元是投在国内还是国外?陈天桥并未给出明确的答案，反而一直强调“把球传给离球门最近的人”。

 

他表示，在和加州理工合作前，他还和很多美国的大学接触过，最近又陆续收到很多中国大学的科研计划书。“我们每年要捐掉1亿美元，但是我们会花至少1年时间做调研，不会说给了计划书，就马上投钱。”陈天桥告诉第一财经记者，“最主要的标准是学校本身在脑科学占据的独特位置，必须离球门最近、位置最好、射门能力最强。我们喜欢把球传给这样的机构。”

 

他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捐赠是无国界的。“我们不能说一看球门边站着外援，就不传给他。不要告诉我30米以外还站着中国球员。”陈天桥调侃道，“要知道一旦球射进去，全人类都会受益。”

 

捐赠热闻发生以来，陈天桥首次深入解读了为何会选择加州理工学院作为捐赠对象。他告诉第一财经记者：“我和加州理工的第一次对话源于我在网上看到一个视频：一位四肢瘫痪的病人依靠植入芯片，能独立用自己意识控制的一只机械手臂拿起杯子，喝到一口冰啤。于是我就找到负责这个项目的加州理工神经学教授Richard Anderson。他当时告诉我，仅在一个瘫痪病人身上花费的成本就是100万美元。而且目前只能在瘫痪病人身上做实验。”

 

陈天桥接着说道：“我们不是奔着投资‘脑机接口’公司去的，我想真正能够帮助人类去发现大脑内部运作的机制，这种机制可能帮助到某些脑疾病的治疗，我们支持的是基础研究，这和投资不同。”

 

和加州理工大学相同层次的大学还有很多，但是陈天桥为何钟情于加州理工?对此他表示：“加州理工是文化和我们最接近的，就是在一个领域做到极致。很多脑神经方面很领先的大学，它们的管理模式容易固化，但是加州理工之前是没有专门设立脑神经学院的，所以资助它就相当于我是这个学院的Founder(创始人)，而且这个学院直属大学管理。”

 

陈天桥在采访中不断强调，是提供“捐款”而不是“资本合作”。“我们一定要占有董事会席位，要每季度知道项目的进度，听取成果，并且分享我作为企业家对这些技术的看法。不管是现在对加州理工大学的捐款，还是以后我们对中国脑计划如果有资助也会是这样。”

 

公开资料显示，中国脑计划仅文件起草就已经做了3~4年，应该会很快启动。“这也是能够吸引社会资本的计划，不仅仅是钱，而是要贡献智慧。”陈天桥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我太太(雒芊芊)常对我说，你不懂技术怎么贡献智慧?但是我说，不会开车不代表我不知道路，企业家总是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去推动技术的发展。”

 

“中国科学缺钱不是我的错!”

 

从计划启动脑科学研究计划以来，陈天桥一直避而不谈为何与中国的大学接近达成协议却并没有实现。他向第一财经记者强调：“中国科学缺钱不是我的错!我们也在非常认真地和中国高校谈合作。”

 

他进一步说道：“中国每个大学都有‘富爸爸’，大家总会说我，中国那么缺钱，为什么要捐给老外?但是你怎么能责备一个人不把自己辛苦挣来的钱捐给有‘富爸爸’的孩子呢?”

 

陈天桥表示，中国的教育捐款已经很成熟了，但是在科研，尤其是基础科研方面，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都没有太多捐赠。“和企业在有非常明确的商业目的情况下的投资不同，捐款者大多数时候甚至并不拥有专利的所有权，就是出于做慈善的目的。”陈天桥说。

 

他还提倡，社会各界应该共同呼吁中国加大对基础科学的拨款和对年轻科学家的支持。“我的1亿美元丢在中国的科研界，可能也会发挥它的意义和价值，但如果能引起国家的重视，那么它的价值是远远超过这1亿美元的。”陈天桥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政府应该加大支持民间捐赠科研的政策和扶持力度。”

 

针对有人可能利用捐赠来逃税的问题，陈天桥认为，虽然不排除有人会借捐赠逃税，但是应该相信更多的人出发点是善良的。同时应该加强监管，相信法律和监管的力量，把社会财富进行合理分配，让财富准确、有效、有序地流入社会。

 

陈天桥同时公布了他的40年脑科学计划：前三年将每年捐1亿美元跟大学合作;后面就直接捐给年轻科学家，让这些科学家成为陈天桥雒芊芊研究院(Tianqiao and Chrissy Chen Institute)的校友。

 

“在脑科学的问题上，人类是一支球队。在基础科学上的突破，让全人类都能受益。”陈天桥对第一财经记者说道，“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我们也应该给全球贡献相应的知识和发现。抗生素、核磁共振我们都在享受全球IP技术，中国也要积极创新。”

 

他表示，中国的病历样本和数据最多，是最容易在神经科学方面取得突破的。“比如别人对灵长类动物的实验有很多限制，但是中国就能进行此类实验，我们是非常有优势的。”陈天桥说道，“但我们(陈天桥雒芊芊研究院)现在这一阶段还缺乏识别科学家的能力，声誉和能力还不足以为大量的科学家个人提供支持，所以我们主要还是和中科院、浙大、复旦、清华等大学和科研机构进行沟通。”

 

不过，陈天桥没有透露是否很快会和中国合作方达成实质性协议。“我们需要更多时间彼此了解，比如最近我和浙大、复旦校长也做了沟通。但是在‘很快’的问题上我们不能做保证，像加州理工也是谈了一年半。”

 

比成为首富更快乐的事

 

“很多人会说，就算你知道两个神经元连接的奥秘又如何?他们说得没错，我就是好奇。”陈天桥的这一想法，往往容易被解读为四个字“有钱，任性!”

 

在他看来，如果在自己有生之年不能知道人脑的奥秘，会是一大遗憾。“这个奥秘就存在于我们自身，而不是在银河里。”

 

自从投入脑科学事业以来，陈天桥家中可以用“谈笑有鸿儒”来形容。他告诉第一财经记者：“几乎每周都有美国顶尖名校的校长飞到新加坡来，我们一起吃饭一起聊天，谈合作，可能因为基础科研肯投钱的人太少了吧。”

 

这些人的到来让陈天桥感到快乐，每次聊天都收获满满。“以前有个企业老板来我家，坐上一小时大谈4500点为什么是入市的最好时机，听完后我觉得是在浪费时间，但是现在和每个科学家的讨论，都是我的一次学习机会，让我获得了从未有过的愉悦感。”陈天桥说，“他们让你看到了不一样的世界，我能参与这些自己非常感兴趣的领域，钱就要花得快乐。”

 

去年，陈天桥包了一架私人飞机，花了40天，几乎参观遍了美国所有顶级高校的脑神经实验室，见了所有的校长，包括MD Anderson、得克萨斯大学医学院(Texas Medical Center)、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卡内基梅隆大学等。

 

31岁就成为中国最年轻首富的陈天桥表示，自己从来没有因为“首富”头衔感到一丝快乐。“我记得第一次上胡润榜单我是第七名，当时我只有29岁，我找到一个在胡润工作的朋友，告诉他千万把我的名字去掉。”陈天桥回忆道。后来，他便很少接受采访，最近接受包括第一财经的采访，也是因为在学习脑科学的过程中感到快乐，希望与更多人分享。

 

在陈天桥的办公室后面，有个院子足以容纳一个羽毛球场。他喜欢激烈的运动和对抗性强的比赛，喜欢打羽毛球、喜欢看篮球，“喜欢每过几分钟都有惊喜和结果。”他笑着说。

 

喜欢挑战，只对别人没做过的事情感兴趣是陈天桥的个性所在，他认为只有做未知的事情，才有可能对社会带来更大价值。“原创是我的个性。我们所有的商业模式从不抄袭，包括格瓦拉，我们做投资，都只对别人没做过的、原创的东西感兴趣，好奇的东西才会有愉悦感。”陈天桥表示，“我一直和以前盛大的人说，要做一些突破常规的事情人生才有意思。”

 

据陈天桥的员工称，他非常喜欢看书，长途旅行出差基本会捧着Kindle看一路，甚至还为公司每个员工都发了一部Kindle。“我发现Kindle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发明，我希望每个员工都拥有求知欲和好奇心。好奇心是我们最大的基因，这是盛大最大的文化和驱动力。”陈天桥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诸多好奇心背后，陈天桥的终极目标是建立一所陈氏大学(Chen University)。“这个大学不能空喊口号。”他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我们希望把发现人类的秘密、发现我们是谁的终极问题作为这个大学的使命。这会是一所包含哲学、宗教、心理学、神经学、生物学、化学等综合性学科的大学，但目标是一致的。在科技发展如此之快的时代，我们的教育要解决让人们变得更快乐的问题。”

 

现在，陈天桥把一半以上的精力用于打造陈天桥雒芊芊研究院的生态圈。“这是我的激情所在，相当于再次创业，我是想用企业家的思维来做慈善。”陈天桥表示，“现在我们基本上把每年赚的钱全部捐光，除了给小孩子留一点，全部捐完。”

 

没有绝对的慈善家

 

“绝对的慈善家是不可持续的，资金来源同样很重要。这让我想起佛教最基本的智慧和慈悲。如果只知道捐钱，你最后捐成一个穷光蛋又能怎样?”陈天桥说。

 

从2013年盛大退市，到2015年底盛大将全部资产出售完毕，全面转型为投资集团，其主营业务主要分成三部分：公开市场的直接投资，资产管理业务，颠覆性创新的私募股权和风险投资。

 

陈天桥介绍称，三部分业务中最直接的利润来自于对市场的直接投资，比如对Lending Club的持股，此外盛大投资的美国资产管理公司美盛(Legg Mason)也能让公司形成持续的现金流。而对于技术的投资，是因为他看好未来20年人类靠技术驱动的前景。“随着我们在脑神经科学的品牌和声誉逐渐建立起来，很多青年创业家会找到我们，因为我们那么早期的、不赚钱的项目都会投，那么一些商业化的项目就会更有机会。”陈天桥表示。

 

第一财经记者注意到，在盛大对颠覆性技术创新的投资中，包含了对多家VR、AR公司的投资，其中还有一家最大的VR主题公园The Void。陈天桥对此表示：“VR和AR是脑科学的延伸，当你沉浸其中，它已经对你的大脑形成欺骗，让你觉得是真的。但是现在这个行业还有很多根本性的问题没有解决，包括用户体验、电池能力等问题，所以我们谨慎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