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日晚，北京乍暖还寒。当代著名汉学家史景迁受邀来京，与地产企业家冯仑进行了一次跨地域、跨文化、跨学科的公益对话。二人的交集，在于共同对100多年前中国近代公益事业源起的探寻。

前者是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美国历史学会原会长，著有10多部关于中国的历史著作，被誉为继费正清之后“最懂”中国的当代历史学家;而后者作为万通集团董事局主席，不仅是中国地产行业的创新者、民营企业的思考者和布道者，更是一位企业公民的倡导者和践行者。二人的交集，在于共同对100多年前中国近代公益事业源起的探寻。

中国现代公益萌发不过10年

史景迁(以下简称史)：作为一个企业家，你怎样看待中国公益?

冯仑(以下简称冯)：1949年之前，卢作孚(注：爱国实业家)为社会做了很多事情。他自杀后，人们发现他的房子都是租别人的，但这并不妨碍他做那么多有益于社会的事。最近十年，中国大陆才发育出新的现代公益。10年前，一部关于私募公益基金的法律出台，才允许社会个人出钱，组建一个基金会，聘请专业人士来运行。这是最近10年才出现的事。

目前中国民间的公益基金会有将近2000多家，发展非常快。它们解决问题的能力也非常大。比如阿拉善SEE，是一家关注并资助中国民间环保组织的基金会，它集合了中国民间300多个企业家的财力，对草根环保组织进行资助。可以说，在中国，2/3的民间环保组织都得到过阿拉善的资助。还有壹基金，它是中国最大的民间救灾机构，也是每一个灾害现场见得最多的民间机构。还有爱佑基金会，它是全球最大的儿童心脏病救助机构，一年可以完成1万例的贫困先心病儿童的救治。按照中国医学方面相关统计，每年中国出生的先天性心脏病患儿是20万-25万例，其中贫困先心病患儿约有5万例，爱佑可以解决全中国1/5-1/4的贫困先心病患儿的救助。它目前主要采用的是平台式救助模式，即搭建一个救助平台，鼓励社会捐一万、地方政府配套一万，家庭分担一万元，这样贫困先心病患儿一发现生病，就可以马上送到医院做手术。事实上，各家基金会都有自己的模式。
当然，这些民间基金会的成长，也都得到过国际慈善机构经验的滋养。比如阿拉善SEE，最初王石当会长时，我们也都去美国访问过，去拜访过洛克菲勒家族，去学习他们专业的基金会管理模式。此外，也去了英国学习交流。

在中国民间基金会中，来自民间个人和社会组织的捐款目前已超过65%，且其中大部分来自企业家。

企业家多有济世理想

史：从中国的公益现实看，可不可以这么说，中国的企业家群体是一个非常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群体?

冯：心怀梦想，才能心系他人。中国企业家的济世情怀，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在中国有句家喻户晓的话，叫作“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句话里头包含两个标准，一个是低标准，如果你能力不够，那就管好自己，别生事，别惹事;一个是高标准，你能力够好，那你就可以帮助更多人、做更多的事。中国很多企业家都熟悉并了解这句话。但这是一种道德层面的要求，公益组织一旦成熟后，还会由道德层面的要求转为追求更高理性层面的建设。如果说“有使命+有价值观+有愿景=有理想”的话，那么中国企业家大多还是属于理想主义者。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了这么多年，存在一些冲突、创伤需要去抚平，而公益组织可以去帮助做这方面的事情。中国企业家的理想主义，也终将会帮助中国社会更具建设性、更加和谐健康地发展。比如爱佑基金会，现在每年可以做到1万例贫困先天性心脏病儿童救治，这个事进行下去，倘若最后政府声称，所有贫困先心病儿童救助的事由我来埋单，那么爱佑就去做其他的事。这就推动了中国政府政策的改变。

中国企业家这样的理想主义，对中国的渐进式发展将会有非常大的帮助。

史：作为一名中国商人，在企业要赚钱与向社会付出做公益之间，现实中怎么平衡?

冯：与美国民间基金会的发育不同，像洛克菲勒家族，他们是第二代、第三代人才开始做社会公益;而中国的企业家，半代就要开始做公益了。中国企业家的时间大致是这样的：大量的时间在赚钱，大量的时间在捐钱，偶尔也为自己和家人花些钱。国外创办民间基金会的企业家，第一代人多半在专心赚钱，而中国发展变化得太快，因此让我们这一代企业家的角色也变得多样。像曹德旺，捐了43亿元的股票股份来做公益;像蒙牛集团的牛根生，将自己手上的公司股票，几乎全部卖掉，用他自己的后半生专心做公益。

很多“富二代”选择做公益

史：中国企业家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冯：我的理解是：做生意吧，只做一次，结果做得很成功，已经证明了自己，那他就可以完全转型了。像比尔•盖茨也是这样。现在中国的企业家，大部分是两件事都要做，即大部分时间赚钱，大部分时间捐钱做公益，这非常辛苦。因此，企业家们也希望有一天能从压力最大的商业前线，转向公益事业，这是非常有趣的一个转型。

现在在中国，还有一个有趣或有意味的现象是：许多企业家的第二代，也选择了去做公益。这一代人他们非常幸运，由于上一辈人的辛勤付出，他们一出生，在生活、经济上的起点就很高，他们选择做公益，可以说：“他们的起点，是上一代人很多人的终点”。在父辈累积下，“富二代”们的起点很高，那么他们接下来的发展只有两种可能，一是选择让自己的个性充分成长，比如成为艺术家、作家、探险家等;二是选择为公共事业服务，那就是进入政府工作和从事公益事业。现在中国已经有很多“富二代”选择做公益，而不是接手家族企业。中国企业家们的选择，已经越来越与西方社会接近。

史：他们是觉得自己在商业上已经很成功，所以不想再赚钱做生意了吗?

冯：企业家好比运动员，长年处于不断的高强度竞争状态之中。好比职业球员打球，一辈子不停地打下去，多数企业家最后以破产而告终;也有的企业家，会选择在赢了第一局时就退，或者赢了大满贯就退役。如果不停地打下去，真不知道结局是怎样的。企业家长期处于竞争之中，也会疲惫。像刘翔，他第一次受伤就应该退下来，但他的经纪人、其他代言广告商等都不允许他退，结果他又带伤在英国参赛，结果摔得更惨。他的境遇，其实就像企业家一样，是进入了商业链条而自由不得。

适度公益竞争有助于行业发展

史：中国公益机构发展很快，在中国做公益需要竞争吗?

冯：马云进入TNC(大自然协会)之后，也将许多企业家也拉了进去。像阿拉善协会，在做一些好的项目时，也会(与其他基金会)竞争。但我们都是做企业出身，知道产品要做差异化，也都不会盲目学别人。比如壹基金，原来做三件事，即救灾、儿童救助和扶贫，后来为了竞争，将三件事减为一件事，将扶贫和儿童救助的项目减去，如救助自闭症儿童的海洋天堂等项目停掉，专心做救灾，将救灾流程做得更专业更规范，将这一件事做到最好、最专业，这就是竞争。

还有爱佑基金会，原先也还做儿童耳蜗工程等，后来也决定只做儿童先天性心脏病救治，它规模做上来后，得到很多人支持，现在已是国内儿童先天性心脏病最大的民间救治机构。

国内还有其他一些公益基金会，也都会考虑避免做与别人同样的事。这是好事。适度的竞争，会让每一家基金会去考虑它的发展战略，提升它的管理团队。目前公益之间的竞争，都还是一种温和的竞争、健康的竞争。通过用竞争的思维，带动项目间竞争，使公益项目最终发展得更好。

现场对碰

未来会有更多人尝试社会企业

听众提问：企业家做慈善，通常都要求将企业与公益分开，目前社会企业的提法很火，你觉得靠不靠谱，自己会不会在社会企业方面做一个引领?

冯：国内许多公益人士都知道“社会企业”，但大部分做社会企业的人，是没有做过生意的人，因此很少有人(做社会企业)成功;我很少看到赚钱很成功的人，去做社会企业。目前阿拉善协会在做一个尝试，将治沙前沿内蒙古阿拉善地区的小米交给大成企业集团，去做成一个产品，然后去卖向市场，这个成功率相对会比较高。因为大成本身就是一家食品企业，有商业经验。我个人目前没有做社会企业的想法，公司在商业与公益方面也是分得很严格的，捐掉的就是捐掉了(不会再跟自己的商业有关系)，相信未来会有更多人愿意去尝试社会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