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的都市白领里，稍微关注公益的话，或许都听过或参与过“一个鸡蛋的暴走”，这个在今年9月刚获得“公益中国”年度最具创新奖的项目，它更具观察价值的并不是筹集多少钱、做了多少公益活动，而是“孵化公益”。

其实，追溯鸡蛋暴走的组织方——上海公益事业发展基金会（下称“上海联劝”），它肇始于一家“孵化”的公益组织，而它也正在通过项目资助更多已破壳而出的公益组织。这才是上海在NGO方面社会管理创新的探索，而想借助NGO发挥更大作用的空间可能还在于制度上的破冰。

恩派的“鸡生蛋”

联劝缘起于一个更大的组织，即恩派（NPI），2006年， 它首创“公益孵化器”概念，并在上海浦东运作成功，后又通过发起“恩派”系列机构使该模式在上海（浦西）、北京、成都、深圳等地成功复制，被誉为近年来公益领域的重要制度创新。

目前，NPI每年在全国范围内孵化30个左右的民间公益组织，为他们提供能力建设、场地设备、小额补贴、注册协助等多方面的帮助，其托管资金超过5000万，资助项目近300个。2009年，它主要发起成立上海联劝，就如同下了鸡蛋，开始另一段传奇。

在创始之初，就加盟其中的叶盈现在上海联劝公共关系主管，她解释说，联劝的设立宗旨是探索新型的联合劝募和公益资助模式，整合更多社会资源服务于新兴公益组织的成长需要。这种透过一个专责募款的机构，有效的集结社会资源，并合理统筹分配给需要的社会公益团体的方式被称为“联合劝募”模式，在国内当属创新之举。它既可以让募捐者免于重复募捐的干扰，也可以让资源获得更有效的配置，还可以让一些社会团体可以卸下募捐的担子，专心公益服务。

“一个鸡蛋的暴走”应该是三年来上海联劝最为成功的项目，如果成功仅仅是计算募捐额或者参与人数，抑或是社会传播效果，那么还不足以创造“鸡生蛋、蛋生鸡”的良性循环。

值得庆幸的是，这个“鸡蛋”的成功，不仅在于自己长成了母鸡，还在尝试孵化出更多的鸡蛋。2011年10月，“一个鸡蛋的暴走”活动第一次面向公众举办，共有122支爱心队伍在崇明完成了这个爱心公益项目的“试水”，筹得善款达67余万，可以让4434名小朋友一学年里每天都能吃上一个鸡蛋。

今年4月，鸡蛋的暴走行动再度启动，计划筹款100万元，实际组队208支，共募得善款13528笔，总计2373127.26元，实现了原计划的两倍之多。如果仅就钱款的募集而言，虽然是超额，但是相对一些大的慈善活动或者大型基金会，这其实还是“小巫见大巫”。

联劝的“蛋生鸡”

更关键的还在于，这次超募的资金启发了一个全新的项目管理模式。上海联劝公共关系主管叶盈就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起初上海联劝是在全心做好这一个项目，但实际的筹得善款远远超出了计划筹款这一成果，让这一只暴走的鸡蛋有了孵化更大公益的动力和责任。由此，暴走项目评审会诞生。

具体而言，暴走项目评审会将会对超出原计划筹款的资金进行再分配，资助其他有意义的公益项目。每次的评审会将邀请7位来自学界、企业、基金会、操作型NGO、媒体、财务等方面的专家顾问，以及7位来自“一个鸡蛋的暴走”的捐赠人代表对3个参评项目进行评审。每个项目拥有共计40分钟的项目陈述和答辩环节，而后由专家顾问组与捐赠人代表组分别投票是否同意资助。

本报记者就曾作为顾问全程参与过10月的一次评审会，参与评审的项目二个被支持，一个被否决。评审会的一个初衷就在于让捐赠人参与决策，也让民间公益机构和捐赠人之间能有更多相互的认识，建立彼此的信任。而在现场，这种交流和问答的过程相当生动，更像一堂如何做公益的公开课。

即便是未能获得资助的项目申请，也会有一个相互交流与学习的过程，因为还有下一笔资金可以申请。当然，项目评审也还有程序上有待完善之处，多位参与项目评审的顾问都同意一点：那就是附条件同意的选项，那就是项目方案在根据评审意见修改后才能获得资助。

叶盈也承认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改进流程。而对于联劝而言，项目评审会的设立传达了一份公益薪火相传的意味，因为恩派孵化了联劝，而联劝也正在孵化更多NGO。这就像“鸡生蛋、蛋生鸡”的模式。今年的11月和12月，还有两场评审会即将召开，可以看到会有更多“蛋”在“孵化”成“鸡”。

正如叶盈所说，一个鸡蛋的暴走也不是典型的联合劝募的模式，他们只是希望通过这个活动支持更多的民间项目。然而，通过行之有效的活动获得大量善款与社会支持，同时还将多余的善款进行合理再分配，孕育新的公益项目、孵化新的公益组织、资助更多有意义的公益事业让公益延续，哪怕不能被称为典型的联合劝募模式，也必是社会管理模式的一种创新。

从联劝这两年的运作来看，与香港、台湾以及美国等地成熟的慈善文化相比，大陆的民间公益行业发展状况依旧处于初级阶段。总体而言，各地政府、企业与公众对民间公益行业还比较陌生，存在许多困惑与误解，民间公益组织也存在专业性不足、中层干部流失率大、各机构发展状况不均衡等问题。

但是，就在近几年里，这一行业巨大的发展潜力也日益凸显。叶盈解释说，一是政府对NGO的态度正在发生改变，虽然制度上还没有大的突破，尤其是上海、北京、广州等一线城市，政府与NGO之间的合作已越来越频繁密切，双方都在磨合中共同成长；二是企业对民间公益的支持力度也在不断加大，除了外企原本就设有的CSR部门之外，HR、PR与Marketing等部门也都开始参与公益合作，民企参与民间公益的意愿也渐趋强烈；更重要的是，公众对民间公益的了解与投入，出现非常好的一种常态化趋势——将参与公益作为一种生活方式。

联劝的使命是支持中国民间公益。在这两年为公益项目筹资过程中，联劝发现除了提供资源对接、公众活动策划等支持之外，还需要回溯涉入项目包装、甚至项目设计的阶段。目前的联劝虽然力量还比较有限，但希望能够以联合劝募这一平台，联结更多社会力量，共同为中国民间公益机构提供各个环节上的支持，打造一个互信、合作、可持续的发展环境。

1月31日，2012年北京市民政工作会召开。北京市民政局首次提出，今年将探索研究推动社会组织业务主管单位向业务指导单位转变，公益慈善四类社会组织在北京登记注册，有望无须再找业务主管单位，直接向民政部门申请成立。

这一转变意味着，北京市将继广东“破冰”之后，探索突破社会组织的“双重管理”壁垒，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直接登记。而在之后一天，上海也宣布将在今年探索通过“自律承诺制”等方式，试行社会组织直接登记管理。

其实，早在2011年2月，北京市就在全国率先提出工商经济、公益慈善、社会福利、社会服务四类社会组织试点向民政部门“直接登记”,从操作层面降低社会组织的登记门槛。但当时只是作出一些尝试，提高社会组织登记的可能性和成功率。譬如民政部门可代为寻找、协调业务主管单位，或“一手托两家”,既做业务主管单位，也做登记主管单位。

去年11月，广东省民政厅提出，从2012年7月1日起，除特别规定、特殊领域外，将社会组织的业务主管单位改为业务指导单位，社会组织直接向民政部门申请成立。这也是我国率先提出摒弃社会组织“双重管理”,实现直接登记的地方改革方案。

民政部部长李立国在2012年全国民政工作会议上表示，要推广广东经验，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将社会组织业务主管单位改为业务指导单位。民政部将继续协调、配合社会化组织三个行政法规的修订工作，做好相关衔接配套工作。

不过，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创新与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主任邓国胜表示，社会组织实现直接登记的根本还是三个条例的修订，修订之后没有业务主管部门，社会组织直接登记才更好实现。

我国现行的社会组织管理法规，由《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基金会管理条例》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组成，其中均规定，社会组织要获得“合法身份”,须先获得所在行业业务主管部门的审批，才能到民政部门登记管理机关申请登记，即“双重管理”体制。而目前，还没有在国务院行政法规层面进行制度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