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郭美美事件”之后，中国带官方背景的基金会都被民众打入另册。这种“一人打喷嚏，大家都吃药”的光景让中国青少年基金会秘书长涂猛觉得有点无奈。

在涂猛看来，虽然同为官办，但像中国青基会、扶贫基金会这类自收自支的“官办民养”基金会，与红十字会、宋庆龄基金会这类有财政供养的“官办官养”基金会有本质区别，前者从诞生之初就要靠自身的能力在市场上求生存。

与“官办官养”基金会留恋行政化所带来的种种好处不同，由于行政体制带给“官办民养”更多的是束缚，中国青基会上下达成的共识则是“去行政化，取市场化”。

涂猛近日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访时表示，中国官办基金会“去行政化”必须走一条自上而下的道路，高层应该尽快出台官方公益机构“去行政化”具体制度安排，将基金会与上级行政主管部门解绑。

“相濡以沫，不如放之于江湖。”涂猛说。

效率和公开透明一样重要

第一财经日报：25年前中国青基会从团中央拨付的1万元办公经费和10万元借款起步，到今年总计筹款额已经超过100亿元，平均每天就有100万进账。作为一个官办背景的基金会，中国青基会是否采取了行政化劝募的方式才能做到这么大的受捐规模？

涂猛：作为一家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这么多年来中国青基会一直在艰苦地走市场化道路，从来都没有发过任何一份公文来强制民众进行捐款。

刚成立的那几年，我们都是手写劝募信按照电话黄页上的地址邮寄给企业事业单位来募捐，工作人员下班后每个人都要带一摞信封回去写地址。直到1992年推出“一助一”之后，希望工程才走上了规模化的道路，当年资助的学生达到50万。“一助一”模式奠定了希望工程市场化的基础，这条路一旦开始就没法回头，只能不断通过创新产品服务来增强知名度。

官办是中国青基会永远的胎记，虽然我们不能选择出身，但能够选择正确的发展道路。我是一个市场派，官办基金会要“去行政化”就必须“取市场化”。社会公益组织的市场化并非是指以营利为目的，而要学会通过市场来解决我们遇到的问题。

日报：有市场就必然面临竞争，你觉得2014年公益领域的竞争状况如何？捐赠呈现哪些新特点？

涂猛：2013年，中国的社会捐赠为989亿，其中，社会组织获得75%；基金会获得373亿，占37.7%。2013年，壹基金、中国青基会、扶贫基金会三家的募集金额都超过了5亿，今年这三家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中国青基会最新的数据是3.8个亿。

我判断捐款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经济下行，变动因素是地震。去年有芦山地震的影响公众捐赠量很大，而今年鲁甸地震之后，很多捐赠企业动用了原来存在我们这里专项基金账户上的存量，捐赠的增量上升幅度不大。

社区化、小型化、专业化公益组织正在快速发育。随着基金会的行业准入壁垒进一步降低，基金会数量将持续增长，仅2014年11个月增加492家，中国基金会总数达4117家。官办基金会同质化竞争的危险正在加剧，捐赠市场也早就过了“酒香不怕巷子深”的年代，捐赠市场蛋糕就那么大，现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来切，公益组织对于捐款资源的争夺越来越激烈。

这对于我来说是一件压力非常大的事情。我每天都要看捐款收入和支出的变化，隔段时间看看几个公益伙伴的财务状况。我必须时刻都要关注在市场中处于什么样位置，中国青基会的竞争优势在哪里，在很多公益项目上我们也要和其他公益组织去竞争。

有人问我，做公益为什么还要争？不争行不行？我说当然不行。鲁甸地震第一天，我们不确定当地需不需要建设板房学校，只发布了资助学生的劝募广告，有企业看到没有建设板房的项目就把几百万捐给了别家。

对于公益组织来说，效率和公开透明一样重要。如果效率不体现出来了，不能和需求做好衔接，捐赠者就会跟着最有效率的公益机构走了，就不会再跟我们走了，我们就会失去市场份额。

日报：每个公益组织都面临协调受益人市场与捐赠人市场的挑战，你如何来处理两者的关系？

涂猛：以受益人为导向是希望工程25年来的一条基本经验。社会公益组织所占的捐赠人市场份额实际上取决于其所占的受益人市场份额，瞄准受益人群体之后，不管政策和法律环境怎么变化，不管受益人的需求层次怎么变化，社会公益组织要随时根据受益人的需求变化来设计公益产品。

在社会公益市场上，捐赠人的捐赠与受益人的受助具有不对称性：有了捐赠人的捐赠就必有受益人的受助；有了处于不利境地的人的求助，不一定就有社会捐赠。社会公益组织要做的就是要通过有效营销把受益人的需求传达到捐助人市场。

我认为现今公益市场最突出的变化是需要让捐赠人有参与公益的体验，受益人和捐赠人处于平等地位，从而达到一种互助的境界。

去行政化与自我改革

日报：“郭美美事件”引发了人们对于官方背景的公益组织的普遍质疑，如今这件事已经过三年，对你们的负面影响是否减少？

涂猛：虽然我们和官办官养的基金会有根本的不同，但民众不会去细分，而只是单纯地对官办基金会和非官办基金会加以区隔，导致出现了“一人打喷嚏，大家都吃药”的状况。

如今，“郭美美事件”仍然在发酵，不仅官方基金会继续被质疑，像壹基金这类备受民众推崇的非官方基金会也同样被质疑，各种阴谋论对于整个公益圈子都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

日报：这些质疑是否在一定程度上也推动了你们自我改革的进程？

涂猛：近年来舆论对社会公益组织的诉求更加聚焦于“公开、透明和有效”，这也是我们市场化改革的目标。去年底今年初我们在内部进行了“筹资资助一体化”改革，建立了更加市场化的组织架构，由过去“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的模式变为了对客户“一站式服务”，每个部门都能独立地面对捐赠市场，独立完成一套捐赠流程，每个部门也都必须面对市场的压力。

这项改革已经推行了近一年，还没有到位，仍然需要随时调整，但我们内部已经形成了共识。

日报：你认为官方基金会去行政化的有效路径是什么？取消行政级别对你们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

涂猛：我觉得是一件好事，行政化的管理方式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种束缚，这在人力资源的配置上体现得特别明显。机构市场化中一个很重要的内涵为人力资源配置的市场化，行政化的用人体制却与市场相隔很远，难以进行优胜劣汰。

为了解决在用人上的自主权，我在内部设立了专业通道，分为终极社工、高级社工、副高级社工等，有能力的年轻人就走专业序列，最后工资可能比有官职的人还要高，这可以作为一种对冲。

这些多年来的经验告诉我，官方基金会去行政化走“自下而上”是非常难的，中国还是应该走“自上而下”之路。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提出了公益类社会组织去行政化的大方向，但还没有出台具体落地的政策，我们都在期待这一只靴子尽快落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