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放网在运作初期曾获得大量的关注和各类社会荣誉
曾几何时，被赞誉为中国版“格莱珉银行”的网络助学平台“齐放网”风光无限。2009年的那个夏天，承载着达沃斯论坛“科技先锋”的荣誉，齐放网顺利获得了百万美元的融资，创始人陈国权也随之声名显赫。公益界也为之一并叫好，“社会企业在中国看来真的要百花齐放了!”

然而，今年4月，沉寂了一段时间的齐放网在新域名qifang.com上以陈国权的口吻、用中英文对照的形式，放出了一则长篇声明，其大意是齐放网已经“暂停网络营运”并为“现有用户清理账户”。声明的文风略显伤感，不由得让观者一声叹息，不少人也对这种“负责任”的收尾表示赞许。

孰料，这只是网络给我们献上的一台“障眼”好戏。实体为企业的齐放网，以“公益”之名推出借贷平台，但在运营不良、遭遇停摆之后，却又以企业为理由，与利益相关方周旋。

问责团队“逼宫”

2013年10月22日，在北师大京师公益讲座上，一个针对齐放网的“问责小组”揭开了这篇声明背后的故事。这天，陈国权也被邀请出席，却最终因故推脱。而这已经不是他的第一次推脱了……

2007年10月成立的“齐放网”平台，通过发布受助方学生的需求信息，让有出借意愿的出借方通过银行或支付宝账户，在与学生确认单笔出借金额、返还利率和借款期限的情况下，首先向该平台的支付宝账户转账出借款项，待该学生的总需求金额被满足后，受助学生将得到来自该平台支付宝账户的借款发放。有借当然就要有还。

作为齐放网平台上的一名出借人，倪欢便是这个问责小组的发起人之一。2009年，对小额信贷的理念一直抱有好感的她，偶然在国内一次小额信贷的研讨会上聆听了陈国权对于齐放网的介绍，深深被这种“网络技术、P2P概念和小额信贷理念”结合起来的公益助学平台所吸引，于是便在齐放网上注册下自己的账户，出资2000元，先后用于帮助齐放网平台上的4名学生。

2011年，身处英国的倪欢发现无法登录齐放网，起初还以为是跨国间的网络问题所致，但2012年回国定居的她发现齐放网的网站居然不复存在了。

2012年9月25日，打听到陈国权邮箱地址的倪欢，向陈发出了第一封信，询问齐放网的情况，但是未得到任何回复。10月9日，倪欢再次发信问询，结果是再次石沉大海。

几经辗转，倪欢通过微博和豆瓣网找到了两名齐放网的出借人，并连同数名法律界、公益界的朋友成立了问责小组。问责小组抱着负责的态度明确了6条问责原则，核心是“从公益立场出发，问责、探讨，而不是仅仅要回借款”。

“发现问题，与他交流，把真相还原出来。网站是什么时候、为什么不再运营了?为什么没有发通告?网站曾经帮助了多少个学生?还有多少资金没有结算?借款人的资金去哪里了……一系列的问题。”倪欢说，“我们不是说要逼他怎么样，主要还是抱着治病救人的态度。”

2012年10月24日，迫于问责小组的压力，陈国权与问责小组中的三名成员见面，表示“齐放是私营企业，不可能像非营利机构一样披露信息”。据倪欢透露，当时陈国权承诺了一个时间表，但后来一直没有被执行，问责小组催促无果，并且陈对此时间表也予以否认。

2013年2月底，倪欢与陈国权及齐放网的一名投资人见面，三方达成一致于2013年3月底之前，陈国权给齐放网的所有利益相关方一个正式的回应，内容应包含：公开解释齐放网停运原因、停运后为何未通知各方、统计并公布齐放网的出借人状况、当前未偿贷款的金额以及清还方案。

于是，就有了开头那篇貌似诚恳的声明。“大家纷纷以为此时会水落石出了。”倪欢回忆道。

时间又过了半年，齐放网的清还方案仍然不见踪迹，在不停的交涉中，问责小组渐渐对陈国权失去了信任。就在这样的斡旋中，9月15日，问责小组收到了以“齐放网”名义发来的清还方案——在出借人回复账户信息的基础上，齐放网将在10月份用两周时间进行资金清还及资金捐赠。

显然，这个方案仍然没有满足问责小组在成立之初的诉求，而到目前为止，几名收到清还资金的出借人也仍然不知道自己资金的使用情况。

陈国权与齐放网

在和问责小组的“拉锯战”中，虽然陈国权曾一度表示，作为一家公司，“齐放网”已经被他人接手，但在上海市工商局网站的“企业注册登记信息公开”查询界面中，我们至今仍然可以见到，“齐放网络科技(上海)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CALVIN EUGENE CHIN(陈国权的英文全名)。这家注册资本10万美元的台港澳法人独资公司，其最近三年的年检结果都显示为“正常”。

而陈国权其人，实际自幼在美国长大，本科毕业于耶鲁大学，并获得由纽约大学商学院、伦敦商学院、巴黎高等商学院共同颁发的MBA学位，在创立齐放网之前，曾在硅谷工作，并涉足过教育、金融等众多领域。

2007年后，由于齐放网的名声鹊起，陈国权本人也因此获得Horasis及Baker & McKenzie公司2009年度中国商业领袖人物，更在2010年被世界经济论坛授予“全球青年领袖”称号。

就在世界经济论坛2012年会(冬季达沃斯)期间，陈国权还曾向媒体透露，齐放网计划当年投资十家社会型企业。而在文章开头提及的那篇声明中，陈国权也表示，齐放网“浪费(了)太多时间和资源在开拓非核心领域的业务(上)”。

但无论原因如何，齐放网在2011年就无法登录并在次年销声匿迹已是不争的事实，陈国权则在这时选择了悄然撤出，转而成立了创思(Transist)——一家为社会企业提供投资和孵化的企业。

在今年初的一次接受媒体采访中，陈国权第一次对齐放网做出了公开表态，但他并不认为齐放网是失败的，“我们为平台的使用者做了很多好事，我们能够将社会创新的思想传播开来，并希望推动其他人创立自己的社会企业。”他也表示：“之前在齐放网的经历肯定会影响我们现在在创思想做的事情。”

但面对问责小组的种种疑问，他却始终没有给予过满意的答案。

民间公益金融平台之殇

其实，随着小额信贷之风吹入中国，将网络技术与公益进行结合尝试的公司或社会组织，最近几年并不在少数。齐放网的迅速成名与悄然谢幕，只是众多类似案例中的一个。它之所以掀起波澜，只是因为有负责任的公益参与者向其“兴师问罪”。像这样“生的伟大、死的糊涂”的借贷平台，又何止“齐放网”一家?

为什么这些借贷平台一夜之间兴起，又转瞬倒下?或许我们能在从业者口中找到一些答案。

平台的“风险控制”不良，这几乎是所有人首先给出的大体原因。风险控制作为公益性P2P平台中运营的核心步骤，直接决定了平台能帮助多少人，能走多远。

原“我开网”中国运营总监张圣向《公益时报》记者表示，这类平台遇到的问题不外乎三种。“如果平台单纯只做线上，那就根本没有风险控制;如果拿线上当幌子却主推线下的平台，则是走政策的擦边球;线上和线下一起抓的平台，又会容易遇到运营成本和管理跟不上实际工作的问题。”

“针对这些风险，有的平台会做假数据，有的平台会稀释数据。”张圣说，“但终究是一笔糊涂账，等到没有足够资金进入到这个贷款循环中，P2P平台先前埋伏的大坑就会突然出现。”

而在大环境上，在当今中国，民间金融借贷平台的运营牌照问题、金融牌照问题、个人征信系统联网的问题，也都妨碍着此类平台走向更正规的发展之路。在qifang.com的主页声明中，陈国权也坦承，“齐放没有达到起初期望规模的主要原因是大环境尚未成熟……我们或许走得太前端。”

到底刺痛了谁?

“齐放网”的倒下，在经济层面阻碍了出借人的资金收回，此事件如果未能得到较好的收尾，对陈国权本人现在的社会活动造成直接影响是必然的，更严重的可能是将触痛整个“伤不起”的公益行业。

虽然“齐放网”的实体为工商注册，从法律层面追究其责任还有许多不小的障碍，但正是由于这种搭上“公益列车”的企业，当其未在盈利模式和公益诉求中找到平衡的时候，更容易对公益行业的形象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有责任的网络金融公益平台，要在解决自身公开、透明、有责任等问题的前提下，帮助合作机构或者同业机构共同进步，才是一个优异的公益金融平台。倘若连捐款人的正常情绪和要求都无法满足的话，这样的平台是愧对于被称作公益平台的。它所做的事情，也只不过是从一群有激情于公益的人手中套走了很多向往与支持，但却最终伤了这群人、伤了自己、伤了公益。”张圣严肃地说。

作为早期的纯捐助平台，“我开网”也于2012年停运。从决定关闭的第一时间，“我开网”的董事会便决定立即和合作方分享信息，向公众公布停运原因，向捐助人说明财务情况等。在机构层面，“我开网”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才将这个收尾工作全面完成。

在问责小组看来，虽然此事还远未结束，但其引发出的思考早已超越事件本身。

对于社会企业或公益组织，其创新与治理需要找到平衡，而作为企业实体发起的公益行为，其到底应不应该接受社会监督和问责?是否应该建立一个征信系统的自律机构来对类似组织及其负责人的资信进行记录?

对于捐赠人或资助人，如何了解和追踪机构及其负责人的资信，是否鼓励书面性的资助协议，以及对于自身资助行为如何认识，也是需要讨论的问题。

而把“齐放网”捧上高台的众多公益评奖机构，是否也有责任来提高这些评奖过程的可信度与公信力?是否也要为不负责任的评审行为负责?

多名出借人均向记者表示，“齐放网”最近的清还方案也令人极不满意，其既没有说明返回金额是如何算出的，也没有交代所用款项的去向及效果，而对于尚未还款的借款学生，也没有说明如何征求其还款。此外，对于“齐放网”将出借人未要求返回的款项转赠给壹基金的做法，也有待商榷。

问责小组则表示，下一步将通过各种发布平台，公布对于“齐放网”的诉求，并继续展开全面的问责行动，尽一切努力让“齐放网”对所有利益相关方做出负责的交代。